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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政府学教授Stephen G. Brooks以及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分析师Ben A. Vagle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指出，经济“脱钩”是遏制中国的重要武器，不应该在和平时期提前消耗。否则，不仅会使美国失去对华经济杠杆这一优势，还会招来中国的报复行动。此外，如果在和平时期对华实施全面经济脱钩，美国与盟友的行动很难保持一致，脱钩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对此，作者觉得，西方国家要建立新的经济联盟，并通过长期的经济战略合作进行规划，以减少脱钩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还应加速识别出更多易受与华经济断链影响的领域以及行业，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是当下国际政治中的一项决定性议题，涉及全球两大经济体，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其影响几乎投射至全球各个地区。

　　尽管从一些方面看，中国崛起的步伐在近来确实有所放缓，但美国政界一致认为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或至少接近对等。

　　美国两党在这方面的判断多有一致，2021年拜登刚上任时就曾调侃道：“如果我们不行动，（中国人）就会把我们的午餐给吃了。”同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政策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警告称：“中国的经济已经几乎和美国的差不多，甚至有可能更强。”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是长期对华人士，主张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参与，保存实力集中力量对抗中国及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右）。图源：视频截图

　　从某些数据上看，中国可能已追赶上美国。但认为中国持平美国经济力量的看法可能并不准确。如果正确衡量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仍然拥有巨大优势：

　　美国的GDP是中国的两倍；美国及其盟友的企业主导着全球商业，并且控制着中国大部分的产出，尤其是在先进的技术领域。因此，美国实际上仍然对中国拥有巨大的杠杆优势，若与其盟友一起实施对华脱钩，将给中国带来非常大挑战。

　　但这并不代表现在脱钩就是正确的选择。和平时期的经济脱钩将使美国失去用来威慑中国的强大武器，可能会促使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产生不必要的冲突。而且，因为有可能遭到盟友的反对，一系列脱钩行动很可能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不成比例的伤害。

　　美国决策者必须对中美在竞争中的位置有正确的认识，并且在危机到来前都保存其对华经济杠杆，而不是削弱这一强大武器。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9日称他认为与中国达成新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图源：新华社

　　许多分析人士对中国在制造业中的巨大产出印象非常深刻。但如果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其中许多产出实际上并不完全由中国掌控。如今，生产的全部过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精细，全球化程度也更高，尤其是在半导体和喷气式飞机等复杂产业中。全球生产链顶端的大型跨国企业具有巨大影响力，而这一些企业大多数总部在美国及其盟国，而不是中国。

　　这一事实能够最终靠查看2022年《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的利润来说明。利润是衡量经济实力的首选标准，如果一个行业中的公司在赚取利润，那么通常意味着存在一些门槛阻止其他公司进入市场和争夺利润。因此，利润能反映全球经济中关键的关键节点和“卡脖子”领域。

　　从数据上看，美国公司创造了全球38%的利润，总部设在盟国的公司创造了35%的利润，而中国公司仅创造了16%的利润。

　　中国、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等在《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中不一样的行业内所占利润份额（不包括消费品行业）。

　　仔细查看《福布斯》全球2000强中的27个行业，能够准确的看出美国对比中国的领先优势：

　　中国在其中3个行业中处于领头羊；美国则在20个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利润份额）几乎总是领先10个百分点以上。在美国并非领先者的七个行业中，有三个被美国的盟友占据领头羊。美国及其盟友甚至在五个行业中包揽了全球利润份额的前五名，分别是航空航天与国防、药品与生物技术、媒体、半导体和公用事业。

　　美国的优势在高科技领域尤为突出，尤其是在航空航天与国防、医药与生物技术和半导体行业，美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创造了55%的利润，而美国盟国的企业创造了29%的利润。相比之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仅创造了全球6%的利润——略高于韩国企业的份额。中国企业的利润大多分布在在国内市场为主的行业，这一些行业相对缺乏地理政治学意义，比如银行、建筑和保险等领域。

　　当然，美国及其盟国的公司也在中国生产他们的许多产品。但对中国而言这正是问题所在。中国的许多先进制造业产出是由外国公司创造和规划的，包括苹果、博世、松下和大众等。当这一些企业没有在中国设立自己的工厂时，它们往往会雇佣其他几个国家的公司做生产。而不管是谁拥有中国的先进制造业，这些生产仍旧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依赖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和零部件。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生产是否由外国公司控制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如果外国公司不再认为在中国运营有利可图，或者如果它们的母国政府迫使它们离开，中国也无法强制它们继续运营。零部件的外国供应商也一样。

　　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主要是针对性集中在技术限制上。为了判断美国及其盟友实施广泛的对华经济脱钩后会发生啥，我们模拟了脱钩的成本，设计了12种假设情境，通过变化三个参数来来测试，包括中国是否会、中国与美西方国家的贸易断链程度，以及贸易中断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损害等等。

　　接下来测试这些情境，估算短期内——即贸易中断发生后的几周和几个月的损害。我们得知，在所有情境中，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失远超于美国经济。在程度上，中国经济受到的最低的冲击也是美国的五倍左右；而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差距将扩大到11倍。

　　短期经济冲击将影响中国GDP的15%到51%。例如，如果中国的所有海上贸易都被封锁限制，那么中国GDP的39.9%将受到冲击，而美国GDP仅有3.6%受影响。

　　另外，通过模拟脱钩初期冲击过后全球贸易的恢复过程，我们得知美国的经济位置将变得更有利，且几乎所有美国的盟友将恢复到基准增长水平。但中国的经济轨迹却会长期下滑。

　　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特别大程度上依赖外国公司在其境内生产商品或与在华中国公司进行分包合作。经济断链将破坏这一模式。美国及其盟国的公司则没这么依赖，其贸易和生产在脱钩后会面临短期的物流问题，但随着这一些企业找到替代工厂来生产商品，并寻找其他零部件来源，它们的生产可以绕过中国重新布局。

　　一些中国失去的生产可能会恢复，但一旦外国公司成立新供应链，很多生产将永久性地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

　　事实上，美国及其盟友的企业已经在推动生产及供应链多元化策略。如果因为担忧战争而出现的经济封锁，许多公司将加速这一进程。

　　美国前总统拜登试图用“小院高墙”的方法来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仅仅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如半导体）与中国脱钩，希望在高科技领域继续领先，同时又能在其他领域维持与中国的贸易。

　　这一策略对许多“对华”来说并不够激进。对他们而言，用手术刀般的方式来“去风险”供应链，不足以保护美国免受中国威胁，他们都以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应该彻底脱钩，无论是出于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还是美国国内的工业衰落。

　　这些人现在寄希望于特朗普。特朗普对中国加征一定的关税，并暗示如果中国大陆要，将设置更为严厉的贸易壁垒，甚至完全中断经济往来。

　　然而，在和平时期采用经济完全脱钩的方法在战略上很不明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只能实施一次，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这么做是在浪费约束中国的宝贵工具。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如果保持现有的经济关系不变，美国可以向中国发出信号：如果中国不挑战现状，它将从中受益，否则将遭遇大规模的经济报复。美国应保存“火力”，直到中美关系到了真正危机的时刻。

　　如果美国在和平时期主动采取大规模经济封锁，而中国觉得自身无法有效弥补失去的商品和技术，它可能会感觉自己的战略机会正在缩小，这可能促使中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最后，为了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美国需要盟国参与行动，如果只有美国单独脱钩可能得不偿失，短期内对中国GDP的冲击仅会在5%到7%之间，而美国GDP也会有4%到5%受到冲击。

　　而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美国的合作伙伴很有可能会不愿加入，因为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例如，如脱钩发生，德国受到的经济冲击大约是美国的两倍，日本大约是美国的三倍，澳大利亚大约是美国的五倍，韩国则大约是美国的七倍。

　　德国集装箱码头运营商欧门集团总裁米夏埃尔·布拉赫此前表示，美国新一届政府关税政策可能威胁全球贸易壁垒。图源：新华社

　　美国当然能够最终靠实施次级制裁或利用其海军力量限制中国的贸易，试图迫使其盟国合作。但即使成功，这样的努力也很可能得不偿失，导致美国的盟国在长期内疏离。

　　因此，华盛顿应该坚持“去险化”的策略，只有在中国严重破坏现状时，才采取更多脱钩措施。

　　为对未来可能的对华经济全面脱钩准备好，美国及其盟友现在需要一个共同的经济战略。目前，他们在经济战略上的协调绝大多数都是临时性的。美国和盟友在2021年10月得知俄罗斯打算入侵乌克兰后，开始制定广泛的制裁的计划。但在对待中国时，他们可能没那么多的预警。

　　正如北约为确保有效的军事合作，进行长期的准备行动一样，美国及其盟友现在也应就怎么样做经济战争进行协调。

　　有许多办法能够促进这种合作。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间组织，创建一个正式的经济联盟。这个联盟的重要功能就是减少成员国关于是否会共同进行脱钩以应对中国挑战时的不确定性。

　　考虑到全面脱钩的成本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巨大，最脆弱的国家可能会拒绝参与。联盟需要找到帮助那些可能遭受最大损失的国家的方法。例如，联盟可以规划，让那些拥有大量关键资源储备的国家将资源分配给更易受一定的影响的成员国。为此，美国及其盟国应致力于识别哪些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分配储备资源，或增加当前主要依赖中国供应的商品的生产。

　　联盟还可优先考虑更广泛的合作形式。例如，它可以规划怎么样在危机到来时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或如何冻结中国的资产。联盟还可以建立一个集体金融储备基金，成员国可以从中提取资金，以减轻经济断链带来的严重损害。储备基金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美国的盟国是否在国防上投入了足够的资金。美国可以提议，将这些对储备基金的贡献视为增加国防开支的替代方案。

　　然而，美国在可能的新经济联盟上的投资不能以牺牲现有的安全联盟为代价，特别是与欧洲的安全联盟。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似乎认为，保护亚洲免受中国威胁与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威胁是互相排斥的。例如，副总统JD·万斯批评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认为将资源投入到那里不如用来限制中国。但实际上，除了军事手段，经济手段也在影响中国的军事方面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这也代表着美国需要欧洲的协助。因为欧洲是世界领先企业的大本营，任何针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假如没有欧洲国家的参与，将是无效的。

　　拜登政府拒绝向中国提供先进半导体的举措就是一个例子。为了使这一限制性政策有效，华盛顿一定要活得荷兰公司ASML的合作，而ASML是唯一生产深紫外光刻机的公司，这些机器对于制造先进半导体芯片至关重要。ASML最终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这些机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重要角色。

　　荷兰半导体公司阿斯麦（ASML）控股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富凯预计，美国要求盟友进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售半导体技术的压力将日益增加。图源：Wikimedia Cmmons

　　因此，美国明智的做法是继续维持对北约的投资。它还可以将这一承诺作为重新理解跨大西洋协议的基础。在这个新协议中，欧洲将继续从美国获得关于俄罗斯的必要军事援助，尤其是在那些对欧洲来说过于昂贵或政治上难以独立发展的能力上——比如核威慑和网络武器。作为交换，美国将获得欧洲在对华经济政策上的帮助。

　　美国自身也并非没有脆弱性。美国某些行业将受到广泛经济脱钩的严重影响——最显著的是农业部门，因为它向中国出口大量商品。政府应规划怎么样保护自身经济。向脆弱行业提供政府援助至关重要，还需要安抚这一些行业，让他们相信自身能够在脱钩中生存下来。

　　而保护美国工业的一个重要方式则是增加自然资源的储备。这是中国对美国拥有重大经济杠杆的领域。国防部有一个用于国家紧急状况的关键资源储备——国家防御储备库（National Defense Stockpile）。但这个储备库只用于应对国防和关键民生部门的供应中断，而非整个经济的供应中断。

　　美国需要将自然资源储备增加到冷战时期的水平，大约是现在的十倍。这样的措施将带来非常大的战略利益，且成本相比来说较低，不比一艘新航母的价格高。同时，美国还需要更好地激励开发来自中国的自然资源的替代品，例如稀土金属镓和锗。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增加关键自然资源的国内开采和加工。

　　2月15日，四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向乌克兰提议，若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停战协议，需将国内50%的稀土矿所有权划归美国。图源：新华社

　　美国还应明智地识别出更多领域，其中美国可能面临来自中国的供应中断风险，需要推进相应的补救措施。实际上，美国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以促进关于经济安全问题的长期规划和协调。例如，它可以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立新的专门的“经济安全小组”，由一位政治任命的官员负责监督。

　　总而言之，美国对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杠杆。如果美国在和平时期耗尽这一杠杆，可能会迫使中国采取应对行动，同时会破坏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但如果美国将这一杠杆留作后备，则有助于遏制中国，同时也可以缩小中美之间发生误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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